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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踪父亲

 

我对父亲有一种奇特的情感追踪——父亲去世的那年，我认识了一位和父亲非常相象的人，不管是模样还是举止，甚至他的出生地、年龄以及他的性格和一些经历，后来，我们相处得又那么情同父子。快20年了，我没有透露我深藏在心底的秘密，今天，因为我的又一个“父亲”——左泥先生也去世了，我写下这段奇特情感经历，以祭奠我两位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
我小的时候一直跟母亲生活，所以对父亲没有多少印象，不过，越是没有印象就越是有许多想象，尤其在其他小朋友津津乐道地炫耀自己父亲的时候。其实，父亲只是一位很平凡的父亲而已，因为我对他向往的太多太多，所以，总有许多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那是一个怪异的年代，我们这代人生下来的时候没吃的，该读书的时候没书读的年代，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的只有血雨腥风般人与人之间荒诞、野蛮、无耻甚至令人寒蝉可怕的社会关系。父亲在那个时候吃尽了各种苦头，以至于他不能与家人一起正常生活。我开始懂事时，就常常被母亲挂念父亲的那种情绪所感染。那一年的冬天，我曾亲眼看到父亲被人反绑着高高地吊在冰天雪地里，寒风呼啸着把父亲单薄的衣服吹得像挣扎中无助的翅膀一样，父亲低着头，闭着眼，他没有发现远处正在惊恐地看着他的才7、8岁的儿子。这种记忆，在孩子的心灵里将是一种永不磨灭的记忆，因此，只要我一想起父亲，映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父亲如此被折磨的画面。以至到父亲最后生病不治的时候，那个残酷的画面在我面前却映现得更加真实、更加让我心痛。当父亲才六十多岁，日子开始好起来的时候，他突然生病去世，让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尤其是我，父亲最小的儿子，本来对父亲没有多少印象，留下来最深刻的却是那么残酷的、痛苦的、挥之不去的父亲受难的画面。此后的很长时间里，不管是真实生活中，还是在睡梦中，我都不相信父亲已经真的离开我们，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这个城市里平安地生活着，就像我小的时候父亲不在我们身边一样，所以，每到一个公共场所，我就会神经过敏地注视我周围的人，我期待着有一天会和父亲突然碰面。

一次，我骑着单车在文化广场附近，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身边走过，我吃惊地跳下车回头注视着已经走过去的那个身影，当我越看越像父亲的时候，我不禁跟着那个身影从陕西路到淮海路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。还有一次，在西藏路延安路附近，我又发现了“父亲”的身影，我从市总工会出来，一直跟着那个身影走到延安路，直到那个身影上了71路公交车。类似的经历不断地发生着，我似乎越来越觉得父亲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。

不久，我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，寄给了一家杂志社，杂志社的一位老师约我见面修改稿件。奇怪的是，我走进杂志编辑部，一进门就发现了我熟悉的“父亲”的身影，我径直走过去，走到那个我熟悉的身影面前，更奇怪的，他就是约我修改稿件的左泥老师。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他跟我说稿件修改的要求，我一直认真地注视着他的言谈举止，我一直在想：他怎么就不认识我呢？他应该认识我的呀！直到与他告别时我还不相信我的眼睛，我不相信只是他与父亲长得相象而已。因为我没有听到他所说的关于怎么修改稿件的要求，所以，回去后我也无意修改那篇稿件，我只是想着再与他见面，在他约好的交稿时间里，我把没有多少改变的稿件送给他，再见到他时，我还是无法集中思想听他说关于稿件的事情，我只是想问：你是谁？稿件没有修改好，他要我继续修改，我又有了继续与他见面的机会，直到杂志要截稿了，我仍然没有根据他的要求把稿件修改好，只是将就地把那篇稿子发了。也许，我还是比较理智的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件奇怪的事情，即使我们交往很深以后。他不仅仅与父亲长的相象，而且他们的言谈举止以及个人性格也非常象。他与父亲的年龄一样大，同年同月生，奇怪的是他们具体的生日相差11天，最后去世的日期也相差11天。他们都是弟兄四个的排行老大。他们的老家是同一个地方，他们又是同一年来到上海谋生。他们还差不多在同时期同样生过肺病，做过肺病手术（我怀疑他们曾经同时住过同一所肺病医院，那时侯上海没有几家肺病医院的）。他们都同样喜欢写作、绘画，父亲因为写作而被人诬陷，他后来发誓再也不做文字，而宁可做了一辈子的小职员。此外，父亲的绘画、木刻也很有功底。左泥老师因为喜欢写作从政府干部跳到了文人圈子里，做了一辈子的为人作嫁的编辑。左泥老师的国画也几乎到了专业级的水平，家里挂的国画“仕女图”，我一直以为是收藏品，因为署名是他过去的真名实姓熊振声，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左泥老师几十年前的大作。左泥老师的父亲与我父亲的母亲同姓“熊”，左泥老师的母亲与我父亲的父亲同姓“叶”。说到他们老家的过去，左泥老师的老家在当地县城的西乡，是当地大家，曾以贩酒经商为业，而我父亲的老家在当地县城东乡，也是当地大家，曾以煮酒经商为业。左泥老师告诉过我，说那时他们家常常到东乡去收酒。父亲也告诉过我，说我们家那时常常到西乡去送酒。…… 哦，人世间的事也许就是如此不可思议，我不能解释巧合程度如此之大的事情，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，在我父亲去世不久的时候上帝恩赐给我一个几乎完全相象的父亲。

因为这种巧合，我与左泥老师相处的时候，时常会下意识地把他的言谈举止与父亲相比较。越是这样比较就越让我越是觉得离父亲很近很近。我比较他给我的信笺和父亲给我的信笺；也比较过他给我打电话时的声音和父亲打电话的声音；我还比较过他们俩的性格、爱好等等。也许是我对父亲去世的过于思念，让我对貌似、神似的左泥老师有了一种潜在的亲情之爱。可是，左泥老师又是为何对我关切之深的呢？

1991年的秋天，我在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期间，一天下午快4点多钟的时候，左泥老师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门口。我当时非常吃惊，因为这一情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同样出现过，也是这个季节、这个时辰我父亲也同样突然出现在我大学时的宿舍门口。我陡然有一种时光再现的感觉，我激动得拉着左泥老师就走进宿舍，谁知道左泥老师出口的第一句话居然和当年我父亲说的一模一样，他说：“不进宿舍了，我们到外面走走。”于是，我们手拉着手，漫步在美丽的复旦校园里，我幸福得象个孩子一样。虽然，左泥老师是因为到复旦开会，顺便来看我的，可是我仍然觉得他对我百般的关心，复旦有他的许多朋友、老乡，他惟独来看我，我对这类的激动场面是永远忘记不了的。我们在校园里走了很久，也坐了很久。橘红色的夕阳下，复旦校园的草坪上、林荫道上、石凳座椅上留下了我们“父子情深”的身影。天快黑了，我让他早点回去，他迟迟不肯。那时的复旦是上海的东北郊区，从复旦到上海市区有很远的一段路，后来我决定送他回家，一路上我们又说了很多很多。

时光过去得很快，我和左泥老师情同父子般交往快二十年了。在我们相处的这些岁月里，他给了我以及我的家庭、孩子不少犹如父亲给予的爱，我也给了他些许犹如儿子给予的孝敬，虽然我们彼此还从来没有以父子相称过，可我们心底里都有着各自的默契。

今年春节过后不久，左泥老师生病住院，我没有过多介意，因为他身体时常不好，也时常生病住院。开始，他怕麻烦我们没告诉我他生病的事，只是说到乡下去玩一段时间，后来我觉得不对，他很少到乡下去那么长时间的，于是我到医院去找他，果然他住在医院。他这次生病好象不是老毛病，先是腿痛，痛得很厉害，而且查不出什么原因的痛。从徐汇区中心医院再到市六医院，医生确诊尾骶骨肿瘤，我又一次惊诧了。我父亲那年生病也是春节以后，他先前生过前列腺肿瘤手术后曾活了5年，后来发病是转移尾骶骨肿瘤。我本以为我也祈祷过左泥父亲也会象父亲一样再多活5年的，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。

我父亲只是很普通的一名公司职员，左泥老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，拿父亲与左泥老师相比较，实在是因为之间的相象与巧合。仅仅作为父亲，我爱戴他们两位，说到对事业的执著追求，我当然更敬佩左泥父亲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，他“斗胆”编辑出版的《重放的鲜花》曾经震惊当时的中国文坛。许多著名作家指名道姓要他做责任编辑。他编辑的章含之的《十年风雨情——忆主席、忆父亲、忆冠华》，曾经风靡多年，一版再版。直到他退休以后还编辑过《巴金传》、《百年巴金——名家诗文画集藏》、《汽车城》等名作。因此，在左泥老师去世的那天晚上，我彻夜未眠含泪草就了一副挽联，在他的追悼会上用的也是这副挽联：